凌晨2点，3月底的大理春风料峭，古城街头却很热闹。脚下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踢到别人的酒杯和手机。一张可折叠的床上书桌、一个小台灯，就是大多数路边小摊的标配。不少年轻人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喝酒畅聊。
在社交平台搜索“大理”，不乏这样的推荐——一定要在凌晨去一次大理古城。作为最早接纳世界各地背包客的中国小城，白天的大理属于游客、旅行团，而深夜的古城则成簇散落着纵酒放歌的年轻人。
10年前，《新周刊》在第406期杂志专题《大理，让人变小》中，描绘了一个在文化碰撞中舒展包容、生机勃勃的大理。10年后，当我们再回看这片土地和在这里“飘”着的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精英叙事的支线
大理的松弛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种人为营造的城市景观？社交平台上，“从大厂辞职去大理”俨然已成流量密码，散落在苍山、洱海间的小院里，挤满了gap的年轻人。
△在某书搜索话题#离职来大理，一共有近万篇笔记。不少年轻人离职后的*站，仍是大理。（图/小红书截）
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杨响决定辞职前往大理。除了想要找个山清水秀的小城边休息边学习语言，她更想满足一种好奇——信奉精英主义的人，如何容忍自己接受“躺平”的人生？
为了找到答案，杨响租下了青年社区里的一个床位。在大理，有很多潜藏于村庄里的青年共创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形成内部活动团体，社区之间则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友好联系。
杨响所在的社区不算大，成员有20人左右，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活动。*和城市不同的是，这些活动几乎全部免费，且不设门槛。最简单的活动是每周四晚饭后，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介绍新老朋友互相认识，以及谈谈最近收获的感悟。
△杨响和朋友们一起在社区里吃饭。（图/受访者提供）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跨社区的兴趣活动。社交精力最旺盛的一周，杨响一口气参加了三四场不同种类的活动。溯溪、飞盘、徒步、露营等在一线城市需要精心筹备的社交活动，在广袤的自然环境中显得松弛了很多。
在北京生活时，杨响对一系列贴上“中产”标签的活动不以为意。当她一个猛子扎进大理的公共生活后，又有了全新的体验和认知——褪下层层包裹的社交属性外衣，只剩下游戏本身。在活动中，不用担心和别人拼装备、拉关系——“一群年轻人以极低的成本和极简的方式，体验着所谓的中产生活。”
△杨响和朋友一起参加溯溪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前媒体人桑榆曾多次前往大理采访，因此结识了一些大理的新移民。当我们谈及大理，以及“飘”在大理的人时，一个现象逐渐显化——在大理，如鱼得水的大部分是曾经的城市精英，精英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座小城的生态。
这一点也在杨响的旅居体验中得到验证，大部分居住在社区的年轻人并不会久待，生活一个月以上的都是少数。不可否认的是，能够真正享受生活的，始终是现阶段已经找到锚点的人。
杨响认识了一位来完成毕业论文的年轻女生，她正处于考研失利且没有offer的阶段，每天肉眼可见地焦虑。“我劝她多留几天，但她告诉我，‘我和你们不一样’。”无论是数字游民还是辞职休假的打工人，都有一个锚点，所以能够心无负担地享受大理的阳光。
笼罩大多数人生活的社会时钟，并没有完全绕过这座小城，反而让大理更像是一座人为制造的乌托邦，或是精英人生的支线副本。
每当自我介绍时，杨响不可避免地一次次提及自己的母校、工作，但不会有人过分在意。尽管世人眼中的大理已与“小资”“中产”牢牢挂钩，但内部交往中，大多数人都选择努力淡化所谓的“精英感”。职场中难以获得的夸奖、认可以及毫无防备的社交，都可以在这里轻而易举地得到。
至于杨响一开始想要追根究底的问题，就像她不远万里带来的单词书一样，很快被抛诸脑后。对于短期停留的人来说，既然离开大理后仍要回到秩序之中，那么在一个低成本的人生副本里，享受快乐才是*要义。
劳动与回报
与杨响这类来大理短期gap的年轻人共生的，还有长期生活在大理的“新移民”。据了解，目前来自国内外的“新大理人”已有近10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也有着日益沉重的生活压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移民“逃回”北上广，高筑云端的田园牧歌式乌托邦生活也显得摇摇欲坠。尽管不断涌现的自媒体极力展示着大理的松弛，但古城越来越多的占卜摊位，似乎已暗中折射出年轻人的迷茫与焦虑。
今年是刘莎来大理的第七个年头，和来这里短暂gap的年轻人不同，她已经扎根于此。“诗意”“松弛”“远方”是她记忆里的大理初印象。
△早期的草地集市，大家习惯席地而坐摆摊。（图/受访者提供）
2015—2017年，正是大理大量接收一线城市移居者的黄金时期。被西方“嬉皮士”“背包客”爆改的大理，又汲取了中式文学、艺术的养分，浓厚的乡土气息中杂糅了先锋气质。正如《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所呈现的那样，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能在此如鱼得水。
旅居过程中，刘莎结识了一群手工艺人，也因此认知到：在大理，可以靠双手活下来。头三个月的悠闲度日后，她就投入到“学习—做手工—摆摊”的循环中。
被问及“移居大理，是否代表着躺平？”时，她表示，在大理的7年，自己从未完全“躺平”。最开始的两三年，刘莎一边依靠积蓄生活，一边报班学习。彼时，她在大理上的金工课，1个月就要1万多元；随后，她又学了南美编绳；为了能够更好地画设计细节，她还找本地美术老师学习素描。
△刘莎在家里做银饰。（图/受访者供图）
想要在大理“重启人生”，并不是一件短期内就能实现的易事。横向对比之下，刘莎现在的工作也不比在公司上班时轻松，遇到旅游旺季，赶单至凌晨是常有的事。工作打卡的地方，从写字楼平移到露天市集，工作时间覆盖了一整周。
与移居大理的时间早晚无关，放在谋求生存的语境下，“躺平”无疑是个伪命题。和刘莎一样，来自北方某小城的林林也是如此。与原生家庭漫长的拉锯，随着母亲的病逝终结。带着微薄的存款，5年前，她孤身一人来到大理。
“北方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大理的阳光很暖，却是要付费的。”即使人们都说大理物价便宜，林林仍觉捉襟见肘。1000元以上的房间租不起，几百元的才敢发消息让中介带看。从踏入大理开始，她勤恳地规划着每分每秒，所谓的公共生活几乎与她绝缘，每天除了挣钱还是挣钱。
摆过地摊、卖过酒、替人打理过房子、远程写过文案……虽然身边的朋友都开玩笑说林林是全城最“卷”的人，但只有她知道，当自己搬进了洱海边一间向阳的一居室，阳光充盈房间那一刻，她终于和冰天雪地里被罚站在家门外的女孩彻底告别。
如果说，大理袒露的外层是展示“松弛”的露天秀场，那么像刘莎、林林这样的普通人则展示出小城最平实的内核——不论来自何方、是何出身，只要付出劳动，在这里都能够收获*的自由。
如此努力7年，刘莎每月的收入足够覆盖日常所需。虽然她戏称自己每周按时去市集“打卡”，是因为“打工人的灵魂一直在心里”。但她很清楚，自己不用再凭借一份“好工作”，来满足来自外界的期待。同时，她也很确信，在大理工作的每一分钟，都是为了自己。
苍山、洱海，怎么会变？
“如果你被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上当。”120元，是杨响在大理交的*笔学费。仅仅是因为路过古城凌晨的酒摊，她毫无防备地被推销了两瓶酒——普通到在便利店只要6元左右的啤酒——售价60元一瓶。
这是古城常见的骗术，初来乍到、对大理带着滤镜的年轻人极易上当。这正如很难想象文章开头描述的chill场景，会是人为营造的刻奇景观。据刘莎回忆，2017年左右仍然能够看到流浪歌手在街边唱歌，脚下放着装酒的纸箱，买不买都是个人自由。
△在社交平台搜索“大理古城”，不乏这样的避雷贴。（图/小红书截图）
她用“逃离”和“淘金”，形容现在的大理。不少同一时间到来的朋友要么离开，要么越搬越远，干脆“躲”进了绵延的大山里。“有趣的人越来越少”是刘莎和林林的共同感受。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新人的涌入，也有旧人告别这片苍山下的江湖。
疫情结束、影视剧带火文旅，大理迎来大批游客的同时，也涌入了淘金客。其中不乏劣币驱逐良币者，也不乏带动“老大理”们被迫“卷”起来的新移民。杨响在短暂的旅居生活里认识了形形色色的“创客”，有年轻的“辞职”博主，也有来大理二次创业的中年人。
△早期的床单厂市集。过去很多出来大理的人，会*摆摊创业。（图/受访者提供）
近年来，刘莎认识了一些刚来大理的朋友，一两个月内尝试了各种方法，只为在这里活下来。林林则表示：“大理（赚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江湖人来人往，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僧多粥少的局面。
不同群体涌入大理，让大理的城市生态彻底改变了吗？
刘莎并不认同“中产正在爆改大理”的说法，在她看来，大理的新锐并不输于大城市。比如，咖啡店占领大城市大街小巷之前，晒太阳、饮咖啡就已经是本地著名的生活方式之一。或像近几年受中产追捧的自然教育，其实早在10年前，大理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儿童学校。
其实，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大理已经被“爆改”多次。如果你参加过本地逢五、逢十的集市，或是规模更小的乡村集市，你又会发现，大理厚重的乡土感依旧滋养着这里。
我从龙尾关坐公交，摇摇晃晃一小时到古城，再转乘公交延线到头铺村，集市的入口正对着马路，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背着背篓的本地人。3元一杯的冰粉（一种冷饮小食）、5元一大袋的凉拌菜、几毛钱一斤的蔬菜……乡村集市保留着它最原本的风貌，全无消费主义的浸染。
无论是自然、人文乃至经济方面，大理的“老”都为它的“新”带来天然的庇佑。正如刘莎所说：“只有在一个相对简单又富足的世界里，人们才有精力思考创作。”逃离城市的人，依赖于大理多元包容的风气和相对低的生活成本，在此探索更多可能。
虽然远离都市，但这并不妨碍大理灵敏地捕捉新生事物。苍山、洱海不会变，大理像是一块画布，记录、展示着城市移民的心病和索求。大理并不是答案，随着世界的变化，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依旧会不断追求人生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