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恃才傲物、针锋相对，一直是行业永恒的主题。个人电脑初露头角之时，微软公司讲究务实的比尔盖茨与苹果公司的完美主义者史蒂夫·乔布斯一争高下。后来在商业软件行业，Oracle的拉里·埃里森和SAP的哈索·普拉特纳也曾一决雌雄，他们因为彼此太过相似争吵不断。最近一次发生在社交媒体行业，争论的双方一边是推特的杰克·多尔西，一位是喜爱禁食和冰浴，执行放手政策的新时代人，另一边则是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一位则是信奉专制，意图连结世界的统治者。
多尔西先生授意推特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的两条推文标注“违反规则”，一条标记为虚假信息，一条标记为美化暴力，这体现了多尔西个人性格和政治观点上的不同之处。特朗普立即反击，匆忙发布行政命令，威胁要控制社交媒体。但不久前扎克伯格在电视上抗议称他不想成为“真理的仲裁者”，也绝不会效仿推特的做法。
然而，他们回答背后有着不太引人注意的因素，那便是不同的“商业模式”。在硅谷，商业模式的概念比外界更为模糊，商业模式指的不仅是公司如何赚钱，还包括其经济引擎的基本运作方式。
乍一看推特和脸书十分相似，两者都是社交网络平台，都将线上用户连接起来，并在信息流中向其展示内容。信息流内容数不胜数，包括各种帖子、图片和宠物视频。两家公司都靠广告营收，因此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吸引用户注意。同时，两家也从用户行为习惯中收集大量数据，让广告商精准投放，并为此高额要价。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类似的特征组合在一起却造就了两家截然不同的公司，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研究员、社交媒体新书《服务条款》的作者狄帕扬·戈什（Dipayan Ghosh）对此解释道。推特本质上是现代版的“演说广场”，任何人都可以各抒己见，其他人也可以反驳。社交媒体学者将其称为一对多广播网络。脸书的核心是一对一或一对几的网络，它复制了朋友，家人或同事之间的那种社交关系。
这种差异看似不明显，但对两家公司的业务有诸多影响。首先，Facebook之所以能够收集有关其用户的更多数据，是因为他们与其他用户互动更多，这使得广告的投放越来越精准。脸书还受益于更强大的“网络效应”，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用户都会使该服务对其他人更加有用，从而吸引更多用户，以此类推。推特却不能依靠这种涡轮增压式的增长引擎：朋友是人类的需要，而维持一个临时演讲台却并非必须，即使对于世界上性格外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2019年脸书炫耀其用户是推特的9倍，收入是推特的21倍，利润是推特的12倍（见表）。更重要的是，强大的网络效应是脸书坚决捍卫的一项主要资产：它已斥巨资收购了其认为可能是未来竞争对手的公司，如2012年以10亿美元收购的Instagram，以及201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的WhatsApp。
脸书的规模使其成为了美国及其他地区政治言论的主要渠道。这意味着在审核内容时，它必须比推特更加警惕，因为它更容易被指控有政治偏见，从而更容易受到立法者的审查。像推特一样，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在其平台上采取更多措施来打击非法内容，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
脸书同时必须应对自身可能成为反垄断调查目标的威胁，在美国尤为如此。假如脸书也采取行动，认为特朗普所言的“保守派观点”存在偏见，特朗普政府将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挥动手中的大棒（打向脸书）。此类行动也包含今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对特朗普的帖子进行了事实核查。
由此可见，扎克伯格的谨慎态度与其早前的决定一致，即不对政治广告进行事实核查，也不限制这类广告精准投放。相反，推特则完全禁止了政治广告。
然而，一个共同点可能让二者殊途同归。较之其他公司，科技公司必须格外小心，以免激怒千禧代员工。最重要的是那些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要是不开心离职了，他们很容易就能在别处找到工作。这群人中，众多左派对老板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政客和其他人不实信息的传播愈发不满。
如果多尔西先生改变了主意，允许标注特朗普的推文，部分原因缘于员工持续的施压。扎克伯格现在正面临着来自下属公开的怒火。6月1日，数百名员工首次举行了一场“虚拟罢工”(拒绝工作，并以自动回复邮件的方式解释此事)，以此抗议脸书不对总统帖子采取行动的决定。也许扎克伯格先生会像多尔西先生一样，最终改变了他的主意——不过他很可能会等到11月的总统选举结束再做决定。
